田溯宁：我对非盈利性组织，是因为做环境保护、做生物学的本身，在西方的体系里面很大的一块是公益组织。有人讲西方环保问题的解决是通过三个方面的，企业、非盈利组织NGO、加上政府三方共同努力解决了环境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所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对环保组织就很感兴趣，经常看绿色和平组织怎么回事。有一个组织现在我还是成员，那时候我就看他的一本杂志，他组织的标志就是一个蒙古梨的叶子，非常的漂亮。我还有一个假期到美国的华盛顿，参加了地球之友的所谓假期实习，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境。这个环境大家人与人之间并不像企业那样是上下级的关系，是非常平等的关系，为了一个更广泛的目标来奋斗。无论是保护水资源，还是保护环境的某个方面，我觉得这个让我启发很大。我跟他们接触慢慢学会理解了所谓公民社会产生的很重要一块，不仅仅是要企业创造效率，而且另一方面还要公平。

    第二个经历我自己在想，至少我自己在考虑。因为我们从小在中国受这种教育，实际上对公平是很关注的，从小就觉得为全人类的解放学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推翻剥削阶级、万恶的资本主义，这些都是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我就慢慢在想我怎么哪一天变成资本家了，你做企业有股权，这股权上市之后变成很多数字。我就内心有一种很负疚的感觉，在我的意识形态里这种财富给你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甚至有一些道德的问号。是不是财富应该如此集中？为什么你和员工就能差距这么大？但是又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做一个企业，整个商品经济的设计就是需要股东，你只有成为一个大股东才能完成你很多的想法和意志，这也是我内心很复杂的一块。也许我觉得参加一些公益组织，无论是早期亚信还是网通我们做的宽带小学，你也知道我参加各个方面，可可西里也好，那时候我们一起去的阿拉善，还有网通绿色的环保标志，还有华夏同学基金会。我觉得在这道德平衡这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赵民：就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