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S公司的第一次出差是去昆明，前台定的机票。到了宜昌经停，我才知道从上海到昆明要五个多小时。到昆明时已经夜里12点多了，人困马乏。原来组委会指定的金龙大酒店已经满员，不得不重新找地儿，那个状态差点就要栽倒了。接下来的二三天，找设计公司，找印刷厂制作宣传DM，找会溜旱冰的促销小姐，一刻不得闲。第二天Q副总来了，和我住一个房间。睡觉的时候，说我的袜子很臭。我笑笑，原来跑一天的辛苦程度可以用袜子的气味浓度来衡量，于是用酒店的香皂把它洗了，一夜无话。

　　到昆明的第三天，董和余老师带着孟欣和衣小红来昆明，都是坐飞机来的——直飞。明天就要开展了，晚上到董一个人住的房间交流工作，就产品价格提出异议，咨询公司余老师提出要先把钱赚足，定价13.8万/套。我问董有几个学校有如此采购力，他没表态。整个晚上他都没回应我谈到的产品、价格以及展会的问题。

　　开展那天，由于我们的展位靠里，且在二楼，人气不旺，考虑到高原紫外线强烈，我们在上海做了太阳帽作为促销品。进场一个小时后，董总让Q马上去买毛笔和墨水，说要在帽子上写：“XXXX，本届展会NO.1”。Q副总匆匆忙忙地领命而去，买来后一试，墨水浸染，一塌糊涂。余老师在一旁笑着说，董总，效果不行哦，只好作罢。

　　可能是我们请来促销的溜旱冰的小姑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且产品在当时是个全新的东西，参观我们展位的人越来越多，但价格还是没有统一，一会9万多，一会10多万。还好在展会期间，走马观花的多，深入谈判的少，所以影响不大。当然来拿帽子的也不少，抢帽子的人一多，董有时会大吼一声：“我们不是卖帽子的！”吓退一些。总的来说，留下合作意向的学校和代理机构还是很多的。

　　从昆明回来后，我马上给四位女将分了区域，将昆明带回的客户名单分发下去分头联系。我们的招商广告20-30万已经出去了，广告稿是我们营销部的创意，回访电话很多，忙得不亦乐乎。董还是经常出差，每次回来就安排设计小周这样那样改广告稿子，本来很好的创意，非得给换成飞机大炮什么的。争取意见没用，弄得我很难受。特别是在产品知名度为零的情况下，要收取代理加盟金我坚决反对，我认为当时公司不缺钱，主要任务是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但政策还是依照董的办法宣布下去了。

　　不知什么原因，Q开始不辞劳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公司，几乎每周都来，每次都在公司宿舍住上两三天。只要他在公司，咨询公司的余老师一般都会过来，他们商量事情的时候开始叫上我——应该说我的直接主管就是总经理董其风，Q只是公司财务总监。在余老师设计的公司组织构架上，顶端的总经理被Q提议改为总经理室，并说董总有时糊里糊涂的，他在呢，好把把关。余老师当然言听计从，我想起从昆明回上海后余老师给我说过的话若有所思。

　　没几天在电梯遇见董，我笑着和他说，董总要控制哦!他说是，不过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立马止住。想到他的个性，我无话可说了。

　　又过几天，Q和我商量营销部员工签约以及工作规范的问题，我是非常主张制度化管理公司的，很重视，表现得也比较积极，况且要设计一套流程去激励组织系统中的每一个个体，提高组织绩效毕竟是我的专业活之一。我觉得只有我和Q似乎不太妥当，我说让董总一起商量商量吧。Q沉默一会，微微点一下头。董进来了，知道我们所谈后，很不耐烦地说：”你们制订，坚决执行!”一句话说完，就走了。本来在我看来是很必要也很重要的事，怎么就变成枷锁了，枷还是由两个女人打开，我此前一直尊重的董总为它上了锁，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董其风出差更加频繁，营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部门几乎每天都要开始演示训练。演示训练进行得非常深入，对于产品涉及的学科，相关软硬件知识要求比专业人员还要苛刻，这是董的要求，以至很长时间我们都认为他在清华是做老师的。我的想法是采用代理制，只需打造少量样板市场，或者联合代理商一起树立样板用户。对于产品只需能清晰地介绍核心卖点即可，招商的核心任务是让代理商明白其利益空间如何，如何保证等方面商业问题，至于产品特性的深入介绍转嫁给代理商完成。因为在中国代理商与当地市场主管部门的利益关系没有多年的经营是很难建立的，在《华为真相》中提到华为为推广电信产品在各地市与当地电信联合成立子公司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但董不这么认为，以为还是直销较好，甚至叫嚣一次性免费安装50个学校！当时产品是连带服务器的，50套50台服务器，再加上安装及可能回收的费用，代价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