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 北京大学产业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科瑞集团副董事长
海瑞从历史走来
刘和平先生读了我关于《大明王朝1566》的前十四篇书评之后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我想得那么深，没有我想得那么广。我知道这是他的谦辞。不过，“形象大于内容”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它的价值大小往往与它产生涟漪的大小成正比。
但凡优秀的剧作家，一是不知道自己的灵感究竟来自何处，文学理论家们也只好把灵感称之为“神来之笔”。“神来之笔”，既可以说是“神”找到了剧作家，让他说出了“神”想说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剧作家找到了神，接受了神的启示，写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正所谓：“究竟是作者找到了‘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语言’找到了作者来表现它自身？”当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二是不知道自己生出的“孩子”，比自己可以想象到的究竟会大出多少倍。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哈姆雷特，但一千个观众在看完《王子复仇记》之后，会创造出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这样说，不但没有贬低剧作家的意思，相反，优秀的剧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人读出新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做出不同的阐释，而且常读常新。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如果具有一种强大的“张力”，能够蕴含丰富无穷的内涵，那就是好作品。一览无余，不能让人愿意去反复咀嚼，不能引出“误读”和“曲解”的文学作品，至少可以说不是什么上乘之作。
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一个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活”起来之后，人物形象的命运就不再为作家所完全控制，“他(她)”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牵着作家的笔一直走下去。越是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其蕴含的文学意义越是巨大和深远。文学作品中成功的艺术形象，是典型环境中具有典型性格的“人”，“他”往往拒绝作家的理性分析，作家在创作时一般不会试图去分析“他”，解构“他”，而是顺其自然地跟着“他”走，并写出“他”的命运轨迹。如果作家写作时不时用理性去分析“他”，“他”就死掉了。正如医院里的人体，一旦被医生用于解剖，就意味着已经死掉一样。
海瑞是该剧中核心人物之一。这个“人”，可以说是被刘和平写“活”了，被黄志忠演“活”了。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看到“海瑞”这两个字，必然想到“彭德怀”。
我们不知道，是彭德怀极具悲剧色彩的命运，让人想到了1566年的海瑞，还是海瑞的文化基因，在1959年这一刻灵魂附体在了彭德怀的身上？抑或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明了“用戏剧来反党”，把海瑞从历史中找出来为彭德怀鸣冤，结果反而害苦了彭德怀和中国的老百姓(许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都同意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点)？但我们知道1566年和1959年是中国政治与文化在五度空间的一次会合，在那一刻，海瑞也好，彭德怀也好，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不是一个人！嘉靖也许会后悔的，他做得太过分了，太矫情了，他失去了自己在那个至高无上位置应有的风范，面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他失去了他在统治这个帝国四十多年中一贯的处世不惊的作风，他终于自食其果，成就了海瑞，把自己放在了海瑞的对立面，“名垂千古”。而且还引出了1959年的彭德怀的故事和四百周年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还是回到嘉靖年间吧，看看海瑞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或许从海瑞登场的历史大戏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史学家也不易看到的东西，以便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开头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在该剧中，海瑞是在第六集才出场的。编导们的设计很精巧：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谭纶在裕王府寝宫高声背诵：“夫母诞一子，必哺育使之活；天生一人，必给食使之活。此天道之存焉，亦人道之存焉。岂有以一二人夺百人千人万人之田地使之饥寒而天道不沦人道不丧者！天道沦，人道丧，则大乱之源起。民失其田，国必失其民，国失其民则未见有不大乱而尚能存者！”
“慢！”张居正止住了谭纶，“这几句话的意思好像在哪儿见过？”
谭纶道：“正是。胡宗宪在上一道奏疏里就引用过，只改了一个字。最后两句就是。”说着，他又接着大声朗诵起来：“‘是以失田则无民，无民则亡国’！”
“好！”张居正在腿上猛拍一掌，站了起来，紧望着谭纶，“写这篇文章的人叫什么，现在哪里？”
裕王和李妃也定定地望着谭纶。
谭纶回答道：“此人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在福建南平县任教谕。”
海瑞，汝贤，刚峰！这三个名字，个个都是掷地有声，彰显出一股浩然之气。中国古人向来看重起名字，除了正名，还有字和号，虽然是繁琐了一点，但比起现在的同名同姓真是要好许多，而且由于汉字的特点，人的名字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他往往可以给人一种暗喻，比方说海瑞的这三个名字：如果“四海”不“瑞”，必起澄清天下之志；既为“汝贤”，不可不“贤”；生为“刚峰”不可不“刚”！(现代心理学是不是支持我的这个胡猜乱想，不知道。算是一家之言吧。)
据谭纶介绍：海瑞是海南琼州人，四岁便没有了父亲，家贫，全靠母亲做纺织女工挣些钱把他带大。虽然中了秀才、中了举人，胸有澄清天下之志，只可惜科场不顺，就是中不了进士，那份志气也便淡了，只好把一颗心放在孝养母亲上。四十出头的人，每个月倒有二十几个夜间是伺候老母同睡一室，是个怪人。
“忠孝”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忠于国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信条。“以孝治国”的根本在于，在“孝”之上可以有一个更高价值的“忠”字。忠孝不可两全的时候，“移孝作忠”从正统文化理念上是通行不悖的。孝是忠的基础，大孝之人若有志于从政，必是大忠之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基于此，张居正在听完谭纶的介绍之后，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向裕王请示：“王爷，此人是把宝剑，有他去淳安，不说救斯民于水火，至少可以和严党那些人拼上一阵！”
张居正的一番话，道出了官场上的一个通则：谁能不被别人利用呢？稍微能够自主一点的是，选择被谁利用更接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偏好罢了。
让海瑞这样的大孝子，从福建南平到正值多事之秋的浙江淳安去当知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绝不是因为路途遥远，没有火车和飞机可乘。谭纶心里没有底的是，把这位铁哥儿们推举出来挡严嵩、严世蕃的坦克，是不是拿鸡蛋碰石头了。但碍不过大家直催，谭纶只好提笔给海瑞写信。
张居正不愧是一代名臣，只要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忽悠一个七品芝麻官，自然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
张居正见谭纶在案头上给海瑞写信，凑过去看了一眼，不甚满意：“这段写得没劲儿！我来说，你写。”
裕王和李妃都望向了张居正，张居正开始踱起步来，语调铿锵，娓娓道来：“公夙有澄清天下之志，拯救万民之心。然公四十尚未仕，抱璧向隅，天下果无识和氏者乎？其苍天有意使大器成于今日乎？今淳安数十万生民于水火中望公如大旱之望云霓，如孤儿之望父母！豺狼遍地，公之宝剑尚沉睡于鞘中，抑或宁断于猛兽之颈欤！公果殉国于浙，则公之母实为天下人之母！公之女实为天下人之女！孰云海门无后，公之香火，海门之姓字，必将绵延于庙堂而千秋万代不熄！”
张居正只管滔滔不绝，谭纶却写得满头是汗，终于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站起来说：“张太岳就是张太岳！你这封信，和海瑞的那道疏，堪称双星并耀。有这封信，我料海公必出！”说到这，又停住了，接着长叹一口气：“就怕这把宝剑真要断在淳安，我谭纶便也真要多一个母亲了……”
李妃深有感触地接过话头说：“要真那样，就将他的母亲接到京里来，我们供养。” 海瑞就要出山了。
电视镜头从京城裕王府轻轻一摇，摇到了福建南平教谕署后宅院……
刘和平先生惜墨如金，却以其精妙的设计，为海瑞的出场做了一个宏大的叙事铺垫，使得他在该剧中，成为除嘉靖外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演绎出了一系列令后人景仰的明知不可为，却非要为之的动人故事。
可以肯定，海瑞读过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否则，一个举人，在朝廷之上，面对皇帝，他做不到那样的刚毅和执著(彭德怀不过是递了一封非奏疏的私人信件，到头来还不断做自我检讨呢)。黄志忠也应该读过《登幽州台歌》，否则他不容易把握海瑞的那种刚毅和执著，以及很难在一些微妙的细节上，准确把握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之气。
“执两端而守中庸”。君王若要守中庸，必有愿意走极端之人。海瑞算一个，而且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所以历史记住了他。且看在刘和平的笔下，海瑞如何从历史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