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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是中国封建官场上的一个另类。在腐败猖獗的特殊时代，他疾恶如仇，充当了一个矫枉过正的官场角色，他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桀骜不驯的行为搅乱了自明朝开朝以来的官场潜规则，他独步走向官员普遍行为的另一个极端，其意义就在于，提醒世人，随波逐流固然是一个选择，但并不是惟一的选择！
有一件事是历代帝王们没有想清楚的：如果认定官场就是污泥塘，污泥已经是既定的，那么，要求饱读经书、为民做主的官员努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确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如果认定官场不应该是污泥塘，那么，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官场不积淀污泥呢？或者说，从根本上避免“入官场如入污泥”呢？这是比较难办的事。光杀人终究还是不行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次就杀个万把人，搞了几次，杀得读书人都不敢当官了，杀得只能请小贪官带镣审大贪官，审完自己再入牢房了。还是不解决问题。其实，最终绕不出来的原因恐怕是：封建社会的官场，其实是皇家私人的游乐场，你个董事长在里面的权利搞得不清不楚，也不想让人搞清楚，以便浑水摸鱼，这又何以让天下的官员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人呢？但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各类教育，形式可能不断翻新，可结果皆是收效甚微。何况在一锅粥里，一粒老鼠屎的负面作用，往往比一粒米的正面作用大无数倍。
为什么有人把当下某些官员因腐败而获刑定为“工伤”事故？这是因为一旦进入了官场，如入污泥塘，腐败的风险就随之而来，“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不由得你自视清高、小心谨慎，不由得你守身如玉、坐怀不乱。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制度设计上有问题，当官员手中拥有了过大的公权，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这个时候权力就一定酿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进而，当权力派生的利益在不同的权力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关联交易市场之后，权力者便自然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很自然地会把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输入官场的官员选拔程序之中，在这样的官场体制下，一个人是不可能洁身自好的，洁身自好者的下场一定是出局。就像一台运转着的机器，如果没有防护罩等安全措施，齿轮飞转，你的手还得不停地在齿轮之间来回操作，受工伤就在所难免。
原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杨某在获刑后的反思，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当下腐败问题的本质。他说：记得1993年首次到香港招商时，穿的是精心挑选的一套当家西服，却被港方人员耻笑，不让上场。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后来在与私营老板们的接触中，被他们“一掷千金”的风度所腐蚀和击倒。抵不住物欲的诱惑，耐不住清贫的寂寞，这导致我很快走向失败和自毁。
杨某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如果让握有公共权力的无产者，在有产者面前表现得很没有面子，并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地球人都知道。什么“顶住诱惑”？那是神仙！因此，既然腐败是一种工伤事故，那么在容易出工伤事故的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位，设计防护罩就成为避免工伤事故大面积发生的重要措施。否则，如果对腐败的同情进一步蔓延，那就真的让老百姓感到没有希望了。人类的发展历史证明：在公民社会里，要么让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有产起来，不受诱惑；要么不让无产者握有公共权力。总之，如果过低地估计物欲对无产者的诱惑(海瑞毕竟只是官场的另类)，或者过分地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人守住清贫的寂寞(海瑞毕竟还是官场的另类)，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不是优越的制度安排。是相信制度的力量还是相信榜样的力量，这是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对人的行为选择的不同判断；是积极推进制度建设，还是大力弘扬历史圣人，这是法学家和文学家因社会分工不同而从事的不同工作。
正当海瑞踌躇满志地走向官场，义无反顾地在准备与大明王朝的腐败势力作斗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编导们为观众展示的与当今社会极其相似的某些现象。我们一方面在屏幕前为中国历史上还有海瑞这样的能够身着布衣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替老百姓做主的清官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这个民族将在各项制度建设方面努力实现有效地遏制腐败，建立一个和谐民主自由富裕的社会，感到“路漫漫兮其修远”……
警世通言 让后人记住你曾经非凡的创业经历，还是让后人记住你留下的产业与品牌，或是让后人怀念你的德行，再就是让后人一直遵循你确立的企业制度，这些都是生命极其有限的企业家们面临的选择。如果只能选择一项，哪个是最有价值的一项呢？不同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