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的兴趣，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本末不能颠倒，轻重也不能忽略。吃喝玩乐可以引起众人的兴趣，也足以毁掉一切。把顾客从吃喝玩乐的兴趣中，巧妙地转移到自己的产品上来，这才是正确的市场运作。
商代的“商”，是不是由于当时的商业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才如此命名，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殷商时代，商人的行迹无远弗届。他们不惜跋山涉水，甘冒生命危险，由远方辗转贩运各种物品，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这是不争的事实。庄子的《逍遥游》中记载：宋国人到越国贩卖帽子，发现当地人剪光头发，身刺花纹，帽子根本用不上。这证明宋人曾从河南到浙江一带经商，而宋是殷商的后代，由此可见殷人擅长经商，为贸易而远走他乡。
春秋战国时，由于商业发达，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人。郑国的弦高、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越国的范蠡、魏国的白圭以及孔子的学生子贡，都是可以与王侯相比的巨富。商业的发达，成就了许多富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统一全国的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的圆钱为下币，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他又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
“书同文，车同轨”，这是基于市场和使用者的需求。但是，秦始皇看到吕不韦由商人变为相国，似乎有钱真的能够通神。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不利于秦朝的发展，他把全国有钱的富豪全部集中在咸阳城里，以便就近监管。后来的人，把这种情况扭曲成了我国重农轻商，甚至于将这一笔账算在孔子身上，说什么“士农工商”，把商人列为四民的末端，十分鄙薄。
实际上，现代所重视的“市场”、“顾客”、“服务”、“社会责任”观念，我国早已十分熟悉，运用的好像本就不存在一样，真正的化于无形，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我国有不少企业家文化水平不高，却能够出人头地，有着出色的理念，就足以证明这一道理。
譬如结婚，就是一种管理事务。我们的婚姻大事，当事人虽然是新郎和新娘，却不能有太多的意见。有人借此大骂父权主义，认为不够尊重子女的权益。实际的原因，是基于子女更为重要的权益才如此，必须从更深层的角度去思索，才能明白其中真正的用意。
当子女日渐长大，父母最担心的就是子女的社会关系不足，缺乏高明的指点，也找不到好意提拔的人士。平日大家工作忙碌，若带着子女去登门拜谒，推销自己的子女，不免惹人厌烦。若是造成反效果，岂非不妙！何况一次拜访一位，费时费力，子女也不愿意花费这么多时间。不如利用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名正言顺地当着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高贵宾客，好好地推荐一番，让大家对这两位新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并主动给予援助和指引。这一对新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可以继承上一代的福德，承接上一代的人脉，走得更加平安顺利。这种长远而重大的子女权益，才是父母所应重视的。一般人并不了解，新人当然也不明白。
“父母之名”的正确含义，是父母以子女的长期幸福为着眼点，凭借丰富的经验、高深的知识，靠子女所拥有的条件，为子女设计合理的婚姻航程，建立起正确的导航标志。同时透过不断地商量，辅导子女安全地进入航道，小心翼翼地驶向结婚的终站。“媒妁之言”的真正用意，是男女两家有一些不方便当面开口的事情，透过可靠的第三者进行良好的沟通，避免言者无意却引起听者有心，徒然破坏两家的友好气氛。“门当户对”的考虑，是基于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生活方式、家庭教育与家族声望等方面，最好相差不远，将来结为夫妇，比较容易互相了解和相处融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