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决策者原则上不让步，实际上打马虎的双重标准，为潜规则的出笼留下了空子。襄王在拒绝文公请隧时表现出了一些凛然正气，虽然坚持的是“正义”的标准，但是他又指出，文公你有自己的封地，你在自己的独立王国按什么规则办事，我怎么能知道？这是又一种糊弄人的标准，而且它吃起来香闻起来也不臭。在企业管理中这种双重标准也常常存在着，如果决策者事先就有类似的表态，等于给执行者对策的出台开了绿灯，而且它不再是事后的默认，而是事先的承诺，比执行者自己悟出的对策危害要大得多。

　　再次，暗示对策架空政策也可以有自己的理由，等于为潜规则浮出水面提出了可供选择的理论依据。襄王拒绝文公请隧依据的是“前之大章”，但是他坦承“前之大章”也可以不执行，如果文公改了姓，自行“创制”，无需向周王室提出什么请求。这简直就是在为对策怎样行得通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案，剩下来的事情就是悉听尊便。在企业管理中各种对策的出现当然也可以推出一套新说法，推出的新说法虽然不符合现有的“大章”，但是他可以利用其间价值观的冲突，不把现有的“大章”放在眼里。潜规则与显规则并行不悖，是非往往容易被颠倒。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从“问鼎”到“请隧”，以至于将“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潜规则变为公开的争霸旗帜，不能不说是力量消长的结果。襄王在拒绝文公请隧之后，之所以要向文公作那么多的解释，就是因为文公有相当的实力，而襄王自己已经有名无实，只有等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安排。企业决策者如果让执行者居于了强势地位，正确的决策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自己还不得不服从于潜规则，那还不如自己“让贤”完事。反过来说，要想在企业管理中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仅仅抱怨执行者是不行的，必须从自身做起，使自己来一番“鹰的重生”。削除潜规则盛行的土壤，借鉴“晋文公请隧”的故事，强调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第一，决策者在做出某项决策时必须考虑其可行性问题，勇于承担应尽的责任。周襄王拒绝晉文公请隧之后，是不管他怎样做的，实际上也管不了，由他看着办。这就颇像有些企业管理者的做法，怎么说是我的事，怎么做是你的事。把决策与执行截然分割开来，看起来是在坚持原则，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虽然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市场情况瞬息万变，需要赋予执行者一定的随机处置权，但是也不能把放权让利、责任承包等等当做把责任推给下级的办法。在管不了的情况下还不如及早将这部分资产让渡出去，由它真正的主人自负其责。

　　第二、在守住道德底线的同时，对下级的执行状况及时进行调控。文公“请隧”遭到襄王拒绝后之所以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自己还有道义上的责任，还不敢公然把自己的姓改掉。由此可见，决策者在企业管理中必须将基本的荣辱观贯彻到底，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当然，在利益驱动下，仅仅靠道德底线的守护还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及时纠正各种违规的执行行为，否则就不必勉为其难，做别家的代言人。

　　第三、在做出重要决策时必须克服权且如此的心理羁绊，力不从心时不如把决策权直接交给执行者。在严格的封建礼制中，文公请隧这件事本身就应当像“问鼎”一样遭到痛斥，襄王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暗示实属无奈，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祸根未除，终将无力回天。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参与决策的人受到部门利益、本位主义和任期目标等因素制约，往往使得决策表现出过多的利益权衡色彩，为执行者各取所需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因此在决策时必须摆脱利益小集团游说的制约，体现出驾驭全局的能力，洞察各种对策的动向，绝不受各种潜的规则的影响，更不能给潜规则留下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