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周末，德鲁克按照惯例搭火车去剑桥参加凯恩斯教授举行的周末研讨会。在多次聆听了这位经济学大师的教诲之后，德鲁克忽然认识到：满屋子的人，包括凯恩斯本人及聪明有才华的经济系学生，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自己却更关心人的行为。因为具有这种关心人的性向，导致德鲁克决心投身管理的领域，乃至日后以管理顾问为终身职志。

　　从表面上来看，管理似乎离不开以商品为主的范畴；然而在德鲁克的眼中，“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

　　换句话说，所有的管理活动始终是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的。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全世界的管理者开始了他们的活动。大部分管理学的基础学科都是与人以及人的活动有关联的：心理学研究人的内心活动，政治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分配与冲突，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化之前的状态，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化的过程及其影响，法学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方式规制人类行为……

　　由于自然条件、先哲思维模式、国家治理方式等等的不同，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特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作为始终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的管理活动，首先需要了解这种差异。对于西方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在应用于中国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考察这些理论建立的关于人的前提假设是否与中国相符，以扬弃的态度加以运用。同时，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中能够总结出的管理原则在中国人的管理乃至世界领域内的管理制度创新方面，都能开阔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中国式思维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在这本苏格拉底的语录中，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同样的，在中国文化的发源《论语》中，孔子认为“仁”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高的价值。

　　在三千多年前，东西方文化还没有交集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共通之处：苏格拉底被问到何为正义时，这位西方的先哲给出的答案和东方的先哲孔子在被问到何为“仁”时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那就是给每个人最合适他的岗位，并且让他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作为社会中的人，我们与西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崇尚坚强、耐心、热情、努力、奉献等积极的个人品质，我们都要求组织中的每个人有团队观念，都要求能与身边的同事和谐相处。

　　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东西方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使得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是建构在血缘的基础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中国语言中对于亲属关系的描述要比西方详尽得多，我们的姑妈、伯母、舅妈、阿姨、婶婶等等表示不同亲属关系的词语，翻译成英语，都是“aunt”——这个表示比我们年长一倍的女性的词语。

　　受中国人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文化中就更是如此，“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做的时候，都必须按自己与对方的亲疏程度，或对方的辈份，使用不同的词汇。”这种从小到大的训练，使得我们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更注重关注背景的因素，而同时，西方人更注重关注事物的中心内容。

　　这表明西方人的社会约束较小，他们更强调独立性，更注重自己本身的问题，在自己与身边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更愿意去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自己。

　　而中国人则相对更加强调个人与大环境的适应问题，他们更加关注自己在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大家对自己的看法。相比而言，良好的组织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更大。

　　同时，由于存在这种认知的差异，使得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归因上会体现更大的差异性。一个人的工作绩效不令人满意，在西方人的眼中更多的会被归因于他个人素质的问题，而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他们会去寻找造成这种问题的组织文化根源。一个求职者的面试成绩不理想，在西方的视野里会被认为是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因此不能给他分配压力太大的任务，而中国人则会更加注重环境的因素，比如面试环境的布置，面试官提问题的方式等外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