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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深入的问题是:30年改革开放与产业锻造,中国制造业的层级分化也正呈现越来越复杂的形态,实际上,在中国经济整体中,以加工贸易为特点的粗加工产品仍占相当高比例的现状背后,还隐含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从产业链末端到上端,中国企业良莠不齐的现状也越来越明显。
“《劳动合同法》着眼点在解决社会最基本的公平问题,华为早就渡过了中国大多数企业早年粗放管理的问题,它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是非典型性的。”华为人士说。
比如说,对大多数制造型企业而言,劳资矛盾首要解决的是劳方的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以及老员工权益保障的问题。“但华为内部的矛盾恰恰是相反的”,华为人士说,“任老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高速增长,与部分老员工福利过高而斗志减弱的矛盾;新老员工在‘贡献大小’与‘收益大小’上的不公平问题。”
“既然变革,就是改变利益原则,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利益分配永远是不可能绝对平衡的,特别是触及到个人的利益分配。所以变革难免会挫伤人,对企业与个人来说,都是大事,不是小事;不变革,公司会逐步沉沦、停滞不前,甚至衰败。所以,变革是一定要进行的,变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手段,群体支持,变革也存在风险,甚至难以运行。”——这段出现在2007年12月华为内刊上的一段话,或能最有力地说明华为在《劳动合同法》中遭遇的独特问题。
该难题对华为的杀伤力在于:华为目前6万员工中,高学历、技术型员工占大多数;由于近年公司的扩张加速,6万员工中超过2万人为“80后”新员工。按照华为内部激励模式,新员工一般在进入公司2年后即可获得相应的内部期权。客观而言,老员工持有企业内部期权的比例与数量悬殊差距必然较大——这造成了客观的不公平。
华为历年在处理内部“不公平”现象,大都采取相应的“协商”式调岗、辞职等手段,但《劳动合同法》将会为华为未来企业的“内部交易”增加更高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