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玉民VS仰融 两个汽车业异类
对于仰融和祁玉民，业界有“两人都是外行搞汽车”的说法。
“人家说我外行，因为我好像是金融占了主导，实际上我是很懂汽车的。这个行业我搞了十年，你说我学十年汽车，什么学历我都应该拿到了吧，清华大学的汽车工程系，我博士论文的答辩，11个教授，我就一次通过啊，我也是在验证自己到底对这个行业懂不懂。”仰融反驳说。
事实上，仰融和祁玉民，此二人的相似之处远比他们自己知道和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
首先，两人都是冒险家。
仰融就不用说了，1992年，中国的股票市场还被看成“不是好人去的地方”呢，他就敢带着华晨敲开纽交所的大门。2000年，“准生证”还没拿到手，第一代中华轿车就下线了(中华轿车项目事先未经原国家计委立项和前国家经贸委批准，2002年5月才获准上市)。
祁玉民也如此。险棋、险路、险情是他的口头禅，“冒险家的本色”，在他大连重工任职时的总承包北良二期MEC项目的故事里就表露无遗。
位于大连湾东侧的北良港，于1996年开工建设，2000年下半年投入试运营，是我国粮食进出口和国内粮食贸易运输的重要枢纽港和集散地。北良一期项目的总承包是英国AS.C公司，国内包括大连重工在内的几十家企业替它打工。等到二期项目招标的时候，祁玉民活泛了，费尽心思拿下了总标，英国AS.C反过来听他们的差遣。
当上“包工头”之后，祁玉民才发现大事不好——大连重工以前做的是输送矿石、输送煤炭的车辆，本以为做输送粮食的车辆，随便改改就行，可事情没这么简单。“一个筒仓要装三万吨粮食，三万吨粮食也就是60辆车皮的粮食，60辆车皮就是一个专列，都装在一个筒仓里，粮食放久了要出虫，一遇灰尘就爆炸，发酵了，除尘系统和输送系统怎么解决？拿到手我就傻眼了。”
好在祁玉民有一个特点，善于整合全球资源(这点跟仰融也很像)，除尘系统采用的是美国技术，输送系统买了英国AS.C的悬挂式双气皮带机技术，“一张图纸花了45万美元”。最后，北良二期完成得比一期更快更好，钱却比一期少花了1/4。
“北良是非常大的一步险棋，走过来了”，祁说：“干完以后，我的胆略、魄力登峰造极，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害怕了。”
此外，两人都是霸气十足的“硬骨头”。
在给仰融事件盖棺定论的时候，很多人评价他缺少政治智慧，在处理政商关系的时候不懂圆通之意。
仰融自己并不这么想。“如果我善于妥协，不跟领导拍桌子对着干，那我的结果可能会好很多，但如果我是一个和事佬，我以前所有的运作可能都不会成功——海外上市不可能，回归H股不可能，开发中华不敢做，跟宝马合作不敢想，A股不敢回，这五大运作不成功，华晨早就没有今天了，还是赵希友时代的金杯而已。”
祁玉民也强硬。有例为证。他刚到任时，华晨的零部件供应体系很混乱，有的零部件独家供应，有的零部件由五六家供应，祁玉民上来就清理零部件的采购，提出一个双轨制——一个零件两家供应商，一家不行，五家也不行，一家体现不出竞争，五家体现不出规模，该淘汰的淘汰，该保持的保持，该发展的发展。“上百家干掉了40家”，招人嫉恨，打击报复的很快就来了。
碰上祁玉民是个不吃硬的。“你不知道，我们那些重压件和边角余料，长期供给他们，有时候比市场价低多少？一吨低800块钱啊，一年1.5万吨，你算一下，坐在那儿一年拿我们1200万，我们不给他们供货，还要白赔50万。他们要卸我右腿。”祁玉民拍了一下桌子说：“我看谁给我捣蛋，收拾了就老实了。”
两人还都是汽车行业里的“异类”。仰融认为，“把汽车工业看得很简单是不对的，但把它看得很神秘也没必要，天天在马路上跑，就那么些个零部件而已。”
而动不动就说自己“不懂汽车”的祁玉民，更是不觉得汽车工业有多复杂，“汽车就那么些个课题，第一、概念设计、造型设计能不能过关；第二、以变速箱、汽车电路和发动机为代表的汽车零部件能不能过关；第三、整个的一套检测体系能不能过关。就那么几个事。集中精力把它弄好，不就完了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