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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在国外成熟的商学院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教师与行政人员比例几乎是1∶1，而在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国外著名的商学院里，行政人员所占的比重更大。
当然这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有关。杨鹏分析认为，目前国内商学院普遍是学位教育与商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无可避免地在学院管理上也要采取“行政化管理”，至少也是半市场、半行政的管理方式，这就是国内商学院在管理上的苦恼之一。
商学院的这种管理局面似乎也存在历史原因：一般商学院都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所谓的“精兵简政”。压缩行政机构，精简行政人员是一个基本途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也正是因为行政管理人员的缺位，使得商学院的一部分职能工作没有能够真正地负担和开展起来。
更重要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当前。“我个人认为，官本位主义就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商学院，更为甚者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前任院长徐二明教授说。
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看来，官本位主义也直接导致了商学院的一些角色错位、越位，管理职能缺位。
行政职能的缺乏，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考核制度、激励机制以及人事管理等等各种有效的管理手段缺乏，由此给商学院的治理带来极大难度。
两难困局：亟待明确的权责利
李维安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早在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成立之初，他就提出过一个建院理论——“教授治院、干部管院”。李维安教授对此的解释是：治就是治理，把握学院的大方向和大政策；管就是管理、服务，由教师队伍、干部队伍两个构成的。
“其实，提倡院长职业化就是为教学提供服务，让教授职业化，安心于本职工作。”李维安教授说。
但是，现实是我国难以建立起一个职业化的商学院院长队伍，尽管以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为首的一些商学院也在不断尝试着“教授治院、干部管院”的策略。
事实上，业界公认的一名称职的商学院院长必须具备三种能力：一是社会活动能力，要跟政府、企业联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二是学术研究能力，做好教学科研工作；三是管理能力，为学院教学科研发展进行筹资。
在做到这三点之前，需要更加明确商学院的权责利关系。因为在产权和出资不明确的前提之下，就很难划分责任和权利。国有企业改革和高校办企业的改革实践证明，明确权责利，是为了更好地释放动力，而引入职业化管理则是确保效率。
然而，在高等教育改革尚无定论的前提之下，大学都属于国家拨款的性质，况且商学院还承担着一部分学位教育的职能。在权责利无法明晰的现状之下，商学院何来独立可言？
徐二明教授认为，学位教育和商业教育分开管理并非不可行，但是毕竟商学院当下还是有不少商业利益的，哪个大学会实施这样的政策呢？
在吕政看来，无法实现商学院独立和院长职业化的条件下，至少应该赋予院长以更多权力，比如人事任免权等。
但也有观点认为，商学院院长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并非是一件好事情，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权力制衡因素，商学院的管理很容易会陷入“一言堂”的新困境。
据记者了解，长江商学院的重大决策均由核心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其中包括人事、项目等所有重大决策，均要由教授委员会2/3以上票数同意才能通过，院长只有否决权。“教授治院”的体制成了知名教授选择长江商学院的原因之一。
院长职业化、独立办学、组织目标设定以及赋予院长更多人事权，这仅仅是目前针对商学院管理问题提出的种种设想，然而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无法破除坚冰的情况下，商学院所面临的管理难题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