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MBA教育，一直以来有一种反对的声音，影响最大的当属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亨利·明茨伯格，这位管理大师一直在向自己所在的管理教育圈子猛烈开火，认为MBA教育重管理、轻经验、脱离实际、纸上谈兵。也许其对于MBA的批评过于严厉，但不可否认，如何让理论和实际结合是MBA教育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如何把课堂上的“知”应用于实际中的“行”，对于管理教育机构是一种挑战，对于接受MBA教育者同样是一种挑战。而对于那些海归MBA来说，这种挑战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了：如果说MBA教育具有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的话，那么在一个商业环境和中国有很大差别的地方读MBA，这种危险会不会变得更大？如何才能避免生搬硬套，让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本刊采访了三位经理人：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王辉耀、瑞尔齿科创办人邹其芳、英孚教育中国区总经理张熙，三位海归MBA分别结合自己的实践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王辉耀：做适应不同环境的通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MBA为何物，你却走出了国门，成为加拿大最早一批获得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去读MBA呢？

　　王辉耀：我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从农村插队考进大学的77级大学生，当时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那个时候对MBA的了解可以说是零。毕业后我进入了当时的经贸部工作，开始接触到中国商务的真正实际，参与了一些中国企业对外经济合作的业务，包括同世界银行、亚行、联合国成员机构和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开始深深感觉到自己商务管理知识的缺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一个来经贸部讲学的国外商学院的教授做翻译，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了MBA教育，逐渐坚定了学习工商管理的愿望。而在当时，唯一能学现代工商管理的地方，就是国外。

　　我先后在加拿大的两所学校读过MBA课程，温莎大学商学院和西安大略大学的毅伟商学院，后者是国际上最好的商学院之一，我在这里读了工商管理的博士研究生。MBA教育帮助我顺利地走上了管理生涯，1988年我进入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SNC-Lavalin国际公司担任助理经理，两年之后就做到了国际市场和项目融资董事经理。1990年我又应聘成为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驻香港及中国地区首席经济商务参赞，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生在大陆的华裔外交官。1993年我选择了创业，创办了加拿大亚加集团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

　　在海外接受的MBA教育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王辉耀：MBA不只授予学生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文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足够的能力和信心。我觉得北美的MBA学生总的来说，思想都非常活跃，很少有各种条条框框。他们绝大部分都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在课堂上个个生龙活虎，踊跃发言。教学的风气就是鼓励大家从不同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讨论和案例式的教学方法重点在启发学生的思考和举一反三的能力。在这样一群同学当中，在一种激烈竞争的状态下，再加上教授的引导和启发，以及设身处地像总经理一样分析和处理几百个来自不同行业的实际商战的案例，对一个人的能力发展的确推动不小。

　　可以说，这样的MBA教育不一定培养“知识分子”，而是造就“能力分子”。它不注重造就知识型的“专业人才”，而只造就擅长做“职业老板”的通才。通过研究和分析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具体案例，学生们接触到管理企业可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成功经营企业的思路和方法。学生们必须有一种能力，使自己能够站在一个高层次来把握和分析问题。

　　如何能够把课堂上学到的和实际工作中用到的结合起来呢？

　　王辉耀：我感觉尽管北美培养MBA的学校，在教学上的侧重点各自不同，但都离不开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重视，都离不开学生基本管理技能和商业经营能力的训练这个根本。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上许多课时，教授们都要我们就分析的案例提出“行动计划”。不管你引用了多少理论，到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行动计划和解决方案上来。

　　我记得曾经有人问一位哈佛商学院的MBA毕业生：难道研究美国的案例可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吗？他这样回答：“熟悉一个案例毫无用处，但商学院的教育恰恰就是通过这些案例教给你解决问题的思路。我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在哈佛的两年里分析了1,000多个案例，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工具使用了1,000遍，现在只不过是在实践中使用1,001遍。”

　　对于接受MBA教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明白，学到的这些东西是要用在实践中，而不是用来夸夸其谈的。约翰·奈斯比特说：“我们正从很快就要过时的专家，转向善于适应不同环境的通才。”我说MBA是通才的培养，而通才最大的优点正是善于适应不同的环境，不然，学到的知识就会很快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