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卡伦：我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

科卡伦：哦，是中央党校。其中的一些共同点还是颇有意思的。我星期四的时候参观了党校，并且与300多人进行了交谈。我和这个学校的校长交谈时，我们都同意首先这两个学校都是强调价值观和原则，但是我们的价值观与党校的有细微的区别，但其重要性是一致的。第二，我们对全球化都非常关注，并且预测它可能带来的变化。第三，我们都和技术打交道，我们都希望了解技术在今后的世界当中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还关注战略，希望培养的领导人可以高瞻远瞩。最后一点，我们也是在教学员如何提高业绩。所以两个学校之间的相同之处比我预计的要多得多。

白思拓：这个相同点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因为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利益。首要的就是智力优势。商学院并不只是培训学校，它的意思要宽泛得多。当然，我们也关注价值观，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我们也非常加强调社会责任感。这两点在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还没有听说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做法。当然，你可以发现ＧＥ和党校之间还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们都是培训学校，都有具体的目标。

孙礼达：我这里不太方便对欧洲的价值观进行评价，特别是他们的学校。我确实注意到鲍伯去参观了党校，其优势在于它非常强调价值观，非常强调全球化和趋势。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们在ＧＥ就努力实现这么一点，我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参与。我们在党校也听到对方的想法，他们也希望培养出来的领导人不仅能了解中国市场，同时也能了解世界市场，这正是我们所要继续并执行的。ＧＥ所有的培训课程以及我所亲历的那些课程，都有这么样一个特点，即如何在复杂而紧张的情况下做生意，而不是在平时。你必须使大家团结一致。在党校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都是关于：这样的我们怎样能扩展我们的知识面、我们现在最需要学习什么样的内容，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所以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会有很多启发。

科卡伦：我想杰克在八十年代中期主要所做的就是投入大量的资金建了一个新的住宿楼，这个住宿楼可以容纳200人。他希望我们的克劳顿村成为ＧＥ价值观的核心。他所做的，就是把ＧＥ的领导人都召集到克劳顿村，和大家讨论如何推动变革的出现，当然大家也一起讨论共同的价值观，促成不同地区ＧＥ的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交流，使大家认识到彼此有共同之处，有共同的公司文化。杰克致力于把ＧＥ的克劳顿村建设成为企业当中第一流的培训大学。即使他退了休，他也会回到克劳顿村来上课。这个星期四他就会回来授课，并且是免费的。

孙礼达：让我想一想，大概十五次吧。

孙礼达: 没错，我今年去过三次，事实上是四次，如果从十月份算起的话。克劳顿村不仅仅是个学习中心，同时，世界各地ＧＥ的员工都会在这儿碰面开会，交流对未来的想法。最近，在一月底和二月初的时候，我们把中国的25到30名高级管理人员召集到克劳顿村，进行的培训课程包括公司治理、人力资源概念和财务控制，这些对于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总的提纲,问题就是围绕其展开的。我也许学得也不快，但也在逐渐地赶上来。

主持人：中国人叫做有后劲。科卡伦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在这种学校里面培养出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只能适应于ＧＥ公司工作，而无法给其他大的公司做事？

科卡伦：我们并不仅仅教学生如何在ＧＥ工作。事实上，正如您所指出的，在财富５００强里有１７０多个ＣＥＯ都是从我们这个学校毕业出去的。所以我们教学生的不只是一种管理方式，而是教他们如何成为企业的领导人，如何承担责任，先是承担小范围的责任，然后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另外还包括如何推动这种预期结果的产生，如何应对文化的变革。回想ＧＥ的创始人大发明家、科学家爱迪生，他只读过三年书，学校因为他的听力有障碍，认为他不行而把他赶出学校，而事实上，他充满了智慧，在生活过程中本身追求完美和科技。科技的优越，表现的优越，成为企业文化的传统。对此，我们没有直白的宣言，因为宣言并不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