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思拓：那些公司是非常老派的，可以参与公司管理的人非常有限。那个时候的做法与现在不同。我们希望垫底的１０％也可以成为爱迪生那样的人物。只要是进入学校的人都可以毕业。只要入了学，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进来，希望他能够毕业。

白思拓：不，我想说我觉得欧洲比美国更强调就业保护。如果太极端，那就不好了。就业保护政策也不能滥用。当然也不能滥用职权，总是裁员。如果他们最先想到和每次进行的都只是裁员，你一定会觉得震惊。所以很难从总体上说哪一种做法会更好。

孙礼达：在中国，我觉得公司倒不用太担心，而是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我们所能做的和正在做的就是给人们一个环境，让他们能够学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就我自己作为领导者而言，只要给员工提出挑战，他们会挑战他们的下属。ＧＥ的员工不会轻易跳槽，因为他们希望成功，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欧洲还是在美国都是一样的。ＧＥ的员工都非常的吃香。我们每个员工提出挑战，用保罗先前的话说就是要充分发挥你的能力。这是 ＧＥ 的术语，意思是挑战激发你独创性地工作，迫使你去变革、去领导。如果你所在的环境非常舒服，你就不需要发挥领导才能，但是在困境中，你就要被迫发展你的领导才能。这也是公司所崇尚的特点和价值。我们的员工相对稳定，因为薪水还不坏。而如果我们失去员工，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他们设置足够的挑战。

科卡伦：我在ＧＥ已经干了２３年了，干了１４年之后我离开ＧＥ一段时间。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当时开了一家新的工厂，主要就是生产飞机引擎的零部件。因为业务发展的非常快，所以ＧＥ需要开一个新的工厂，所以我雇了一百多人，大多数是工程师。那是在九十年代早期。当时因为世界比较太平，所以说军用飞机没有用武之地，当然也没有相应的订单。与此同时，在美国商务飞机发展也过剩，所以也没有引擎订单。本来飞机引擎制造业全成了泡影，我不得不关闭工厂，当然我也就失业了。ＧＥ想调派我和家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做另一份工作。但我选择了离开。我选择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职位视野相当宽广。但结果公司是新建的，企业文化和领导水平都非常糟糕。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决策。但是我的父母跟我说，你一旦做了一个决定就必须要坚持。所以我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然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我意识到“这样不行”，但是我觉得还是继续努力下去，我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他们给我的工资也非常丰厚，还有奖金。但过了一年半，ＧＥ每个月都打电话给我。这样在这家公司干了一年半后，我还是回到了ＧＥ。

科卡伦：你指的是离开ＧＥ又回来的这些幸运儿吗？离开ＧＥ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有很多种原因。有些人因为比较年轻，希望可以快速得到提升；有些人离开是因为他不喜欢ＧＥ的这种氛围，他不喜欢ＧＥ这种文化，不想工作得那么辛苦，他们走了不会回来；还有人离开ＧＥ可能是想读研究生或者是干别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都会回到ＧＥ。有些高级管理人员也会离开ＧＥ。纳达利，参与竞选杰克•韦尔奇总裁职位的三个候选人之一，他在ＧＥ干了很长的时间，他离开ＧＥ到另一家公司担任运营副总裁干了一年半，然后他又回到ＧＥ，在好几个部门担任领导的职务，由于没有合适的职务，最后还是走了。所以我并不是唯一离开ＧＥ的人，也不是唯一的幸运儿。

孙礼达：我也曾离开过。我也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