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另一位MBA被塞进人浮于事的科室中当科员。毕业10个月,无所事事,只被人当了一次评职称的“砝码”。
在评职称的时候,那个白头发的科长说:“看他们敢不评我高级职称?我的能力还不够强吗?全厂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领导下!”
这篇报道呼吁:“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官僚主义不会被彻底埋葬。MBA在中国的命运已提醒我们:中国人才的危机不是什么别的危机,恰恰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旧政治体制危机的投影。”
陆小娅说:“还有一个反响,我们没有意料到。报道发出来后,我们收到好多电报,是要人的,要这批MBA。”
她和本报副总编辑张飚参加了国务院六部委和本报的“对话会”。张飚说:“会场争论很激烈。”
当时国家教委反对的意见之一是:对留学生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只能发内参,不应该公开报道,否则会增加他们回国的顾虑。
陆小娅记录了张飚的现场发言:第一,留学生回国的最大顾虑是原有人事制度的束缚,这篇文章剖析制度的弊端,一定要公开见报。中国对人才浪费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不大喝一声,不足以使人清醒。
第二,留学生有诸多信息渠道,如果我们的媒体只报喜,不报忧,恰恰不能使他们全面了解国内,从而产生怀疑。
当时,袁宝华劝一些部委领导:“不必纠缠枝节了,看看问题该怎么解决吧。”
才让说:“我们只要一个条件,让我们有流动的自由。那时候,中国没有人才自由流动制度,只要单位领导不放你,你一辈子都走不了。”
最后,袁宝华拍板:给予这批MBA“特殊政策”,允许他们自由流动。
第一代MBA就这样被“解放”了。从他们开始,更多中国人逐渐有了换工作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