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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内外资企业如何在天灾前解囊捐助
来源：精英教育网综合 作者：李立、董娟 更新时间：2008-6-16 http://www.zx5a.com | | 精英咨询阅读提示：大多数企业在此次的捐助行动中感性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数内资企业因为董事长或创始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外资企业的捐助行为已经很迅速了，但在反应速度上还是被内资企业甩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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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李立、董娟
天灾面前，企业纷纷解囊。根据企业的出手数额与反应速度，公众议论纷纷。殊不知在看似有序的捐助背后，尚有多种困惑与玄机。企业在公众的目光之下，检测自身或许并非成熟的救援机制，也会突破创新出许多原先未曾有过的想法。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梦想着扮演一个有情有义的社会公民。
企业行动的“意见领袖”
企业捐助在汶川大地震后，表现得异常活跃。尽管多数企业在进行对外宣讲时屡次提到社会公民责任问题，但据记者了解，大多数企业在此次的捐助行动中感性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数内资企业因为董事长或创始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5月12日地震灾情发生半小时内，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向全体员工发表了“早送一包牛奶 多添一份希望”的抗震救灾动员令，并宣布伊利集团向灾区捐款100万元，成为第一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灾区捐赠物资的企业。并在两个小时内从四川邛崃工厂紧急调配了2吨伊利金典纯牛奶送至灾区。同时，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和伊利救援队兵分四路，分别挺进了绵阳、广元、德阳和都江堰等地震重灾区。随后的几天中，伊利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向灾区捐款捐物1200万元。
业内人士评价，伊利反应速度快源于其扁平化原则下建立的应急体系：主要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系统，由应急沟通反应预案、赈灾物资调配预案、抢险救援队人员配给预案和媒体联动机制、集团内部动员机制5部分组成。该机制在必要时可完成从企业外部的救援机构、媒体、一线销售渠道和经销商，到企业自身的四方联动。
5月13日上午10点，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主管胡建秋已经在奔赴灾区的路上，与之同时起程的还有这家公司在重庆以及成都分公司店铺中价值400万元的衣物，200万元的现金，以及全国2300家门店每卖出一件衣服捐款一元的义卖活动。作为最早一批将救灾物资运往地震灾区的企业,从地震发生后，公司内部迅速召开会议商议方案，最后决定以实物+现金+活动的形式进行，最终决定以此形式进行的是其创始人周成建。
同样处于震区的新希望集团，发生地震当天，董事长刘永好正在贵州出差，但是1个小时后，就通过短信通知总部，第一批救灾物资必须在当天晚上发往灾区。可见第一时间的快速反应，企业的直接负责人充当了至观重要的意见领袖。
公众公司的解决办法
在这次捐款潮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数量不大的公司捐款后往往跟着以该企业创始人或大股东名义的大数目捐款。例如，国美集团捐助500万元现金和200万元赈灾物资，黄光裕以个人名义捐款5000万港元；苏宁电器捐款500万元及10000床棉被，董事长张近东以个人名义捐款5000万元；巨人网络公司捐款100万元，史玉柱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万元……大家只记得李嘉诚个人捐款一亿港元，但他的公司捐款并不多：长江实业集团、和记黄埔率旗下屈臣氏捐赠500万港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企业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上市公司。这在以前并不多见，本报记者亲眼经历过这样一件事：2005年香港大学一位香港教授给MBA学员授课时，讲到公众公司在进行慈善捐助时必须要顾及股东利益，总量应该控制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拿了内地赈灾企业捐款的例子作教学案例，建议上市公司少以企业名义进行大笔捐助时，几位内地的学生和教授当场争论起来，最终甚至因意见相左拂袖而去。
如此情况来到现实中，终于在此次汶川大地震的捐助过程中暴露出来。企业捐助金额与企业身份不能对号入座，但是大股东与创始人会以个人的名义追加捐赠数额。目前看来，这还是一个较为理性的解决办法，从股东的利益出发，限定捐助金额，再以个人行为作为补偿。捐赠本来是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过程，但回归理性的商业社会，还是要按规矩办事。
在美国这个慈善环境相对成熟的国家，通常一笔捐款有三个来源：一是员工自发捐款；二是企业至少按照员工捐款数额1：1公司捐款；三是企业专项基金会的捐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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