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宁波、厦门等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对转户口的学生规定，普通研究生可以没有就业单位直接落户，而MBA和本科生必须先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才能落户口。一位即将毕业的MBA研究生说：“MBA已经腐烂了，我读晚了。”而他的一个上届师兄为把户口落到宁波，只好签了一个假合同。而这位MBA研究生本来寄希望在技校得到一个职位，但技术校长的答复是：他们学校只要普研不要MBA。“连技校这种注重实践的学校也歧视MBA，我只能说MBA在社会上认可度真是太低了。”这位即将毕业的MBA感叹道。
对于除北京、上海之外，对于其他大陆商学院的水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燕萍有过一次热情表述。李燕萍来北京参加一次院长论坛的时候表示，做了院长之后她每年至少少赚十万，所以谁都不喜欢做院长。记者问她，那么为什么一个院长上任之后，就老也不换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也说不愿做院长，他们的院长5年换了3个，大陆的却几年换不了一个。李燕萍的回答是：那是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做得了学院的管理。
为什么教管理的商学院教授们做不了自己学院的管理呢？为国家电力行业培养人才的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阐述了电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而相比这位院长，还有更不懂商学院建设的院长。从这些情况看来，商学院确实缺少管理人才。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有能力做强师资的学院又存在着资源浪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张新民曾说，“讲俄语和讲英语的两个教授不能交流，但如果让他们一起去搬砖，就有可比性了”。由于学院派与实战派教授的使用混杂，现在不少学院就在做着让教授“搬砖”的事。有些教授是管理学或经济学的大师，在学科发展上有着可以载入史册的创造。但当这些教授面对学生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并不能被理解和吸收，因为坐在讲台下的，并不是与他在专业领域可以对话的研究者，而是一群需要知识体系建设、实务指导和头脑风暴的企业家。越是学科大师可能越孤独，越不能被理解。这些研究者可能引领了未来十年管理或经济学的发展，但未必能在非专业学生培养上有所建树。专业硕士和职位硕士，无论在招生还是学生发展方向上，毕竟有着截然的不同。
那么建立以研究大师为体，深入企业的实战派教授为用的学院体制是否就是绝对正确的呢？我们有不少著名学者，有着很多企业独立董事和在企业管理职位的光环，除了大众可知的之外，他们甚至比一般人能想像的更深入企业。但在他们热衷的媒体曝光上，我们看到的教授更像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不是一个中立的，没有利益瓜葛的清白学问家。那些复杂的堂而皇之的数学模型，只不过成了他们为自己言论树立保护壁垒的工具。这样的教授在企业家云集的课堂上，你认为他会传授知识还是做销售？
商学院院长们都承认，给企业家讲诚信和社会责任，只是一种渗透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并不能像治疗感冒那样立竿见影。那么我们应该也会明白，给实战派教授们讲公正廉洁，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不得不让各类教授一起“搬砖”，但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就像过去的直销和保险等行业一样，商学院教育也会在发展中自我规范起来。或许有一天，前边所提到的那位即将毕业的MBA，就算在北京、上海，也不用发愁落户口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