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粮液目前的格局是一半对一半。”9月17日，五粮液集团办公室主任陈勇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陈所谓的“一半对一半”，是指五粮液集团目前非酒产业与白酒之间的比例。
“五粮液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这家公司的董事长王国春自己掰开手指也已数不清楚。五粮液是一瓶酒，同时又是一道菜，也是一个轮胎、一个码头、一瓶洗发水，甚至是电脑里的一块内存，而且，它还有一个电视台。
“酒业为主、多元发展”的企业发展思路令五粮液从改革开放之初6块钱一斤的白酒，演变为拥有模具加工、码头物流、汽车零件、精细化工、美味食品等众多产业的“千面郎君”。
改制
五粮液集团由五粮液酒厂改制而来，后者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五粮液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0858)的发起人。目前，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国资)持有的67%股份，就委托给五粮液集团管理。上市之初，宜宾国资持有五粮液股份的股权高达75%。
1998年4月27日，五粮液股份上市，股票代码000858，当日开盘价29.77元，收盘价53.57元。一个月之后，股价上涨至69.80元。
与中国所有的国企改制一样，五粮液采取了最为典型的方式：分拆部分生产流程上市，集团与股份公司存在大量关联交易。例如上市之初并没有把酿酒窖池装进公司，后来五粮液公司就用所属宜宾塑胶瓶盖厂的整体资产作价3.61亿与大股东四川宜宾五粮液酒厂标价20.18亿的窖池等酿酒资产进行置换。
根据最初改制的资产划分，五粮液酒厂下属从事五粮液系列酒生产的经营性资产和其全资子公司供销公司的全部资产，划入上市公司，其余资产留在五粮液酒厂——这家企业后来改制为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而留在五粮液酒厂的酿酒车间，按照上市公司与五粮液酒厂签署的委托加工协议，五粮液酒厂独家为五粮液股份提供基酒。
后勤方面也是如此。五粮液集团的运输部门和其它后勤服务系统不进入上市公司。双方签署综合服务协议，来确定相关事项和费用结算。
也同中国所有的国企一样，五粮液的改制也遇到了很大的压力。
1998年，五粮液酒厂正值大发展而经济效益颇丰的情况下，以宜五酒(1998)劳字70号文《企业员工内部退休办法》的通知，号召企业员工“内退”或“歇岗”。
最终结果是一千多名企业员工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工作岗位。
“改制的压力很大，市里面帮王国春顶着。”知情者向记者表示。
现在，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仍然一股独大，持股占总股份的67%。而改制上市之初形成的资产分割格局，使得五粮液集团与五粮液股份之间依然存有大量的关联交易。
复杂的关联交易，使得市场人士诟病五粮液存在利润转移。国内著名私募基金“赤子之心”经理人赵丹阳曾亲自到宜宾调研数日，大感头疼。
腾飞
上市之前的数年间，五粮液已经经历了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刻。
当年的老书记邹祖贵颇为感慨的向本报回忆：“那会我是书记兼副厂长，负责供销；王国春是厂长兼副书记，负责全局。”
1990年，五粮液酒厂的利润首次超过一城之隔的泸州老窖，宜宾市行政署为此重奖厂长王国春和书记邹祖贵，两人分别获得10万元和5万元的奖金，一时轰动宜宾城。
1984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汝岱来酒厂视察，当时的厂长是一个退伍军人，对酒厂生产、经营都不是很熟悉。
一年之后，重庆大学毕业生王国春“空降”酒厂，当时整个厂里没有几个文化人，就王国春和邹祖贵两个学历最高，原任中学校长的邹祖贵当了书记，王国春当了厂长。
邹祖贵说，1984年进五粮液的时候，酒厂上下只有700个人，利税总额700万，年产能1000多吨。厂里最好的一辆负责接送领导的车不过是一辆93000元的小面包，当时职工收入很低，坊间有句打油诗：“养儿不进酒厂房，养女不嫁烤酒匠。”
此时的五粮液没有自主经营权，由宜宾商业局管理，厂房车间都是原始的手工操作，穿着大裤衩，邹一度跟采购部门提出要给每个车间配一个保温桶，让职工用上热水，采购部门研究了几天报告邹祖贵说：“书记，这个恐怕不行，要跟商业局打报告，批了才能买。”
1988年五粮液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会。
国家开始放开粮食的自由买卖，五粮液终于有了机会可以自己买粮食，白酒也可一半上交、一半自销。不过一半的酒还是得按国家计划价格卖，党政机关要买得有介绍信，经过邹祖贵和王国春两人的签字才能按照计划价格买酒。
孰料，紧跟着的第二年，受全国市场疲软的影响，国家三次调价，开会整顿白酒价格，四川省长召集白酒企业讨论降价幅度。
其他企业都同意降价，唯独五粮液不同意。妥协的结果是，全兴大曲的指导价格是12.3元/斤，泸州特曲为16.7/斤，五粮液是28.5元一斤。
1989年，尽管五粮液售价最高，但是销售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卖得最多。领导来视察，看到五粮液的生产规模都说“你们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