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国的崛起 （一）

    改变国家命运的战略抉择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教育事业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的到来，记录历史的足迹和时代的发展，全面展现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重温改革开放30年党中央深谋远虑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教育决策的深刻背景，回顾改革开放30年亿万人民积极投身教育改革伟大实践的奋进历程，本报从今天起陆续刊发“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光辉历程”特稿，并将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历史足迹”系列特刊。敬请广大读者给予关注和热情参与。

    1977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年秋天，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春雷一声震天响，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了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终于恢复，中国教育重新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自此，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仿佛在一夜之间被重新点亮，一代青年在那个火热年代的奋发意气仿佛顷刻间被熊熊点燃，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当年全国570万青年纷纷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等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亿万青年沉积多年的强烈求知愿望和热情仿佛火山喷发，宛如江河奔流，激情万丈、热烈欢腾、汹涌澎湃。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从此，中国这条航船驶入了改革、振兴、发展的新航程。

    这一年也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一）拨乱反正——以教育为突破口

    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在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

    十年浩劫，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广大教师受到摧残，青年一代丧失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教育发展路在何方？中国走在了十字路口。

    1976年10月那个金色的秋天，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渴望教育振兴，国家建设呼唤人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因素。

    1977年5月12日和5月24日，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他敏锐地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就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气魄和勇气深刻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的道路如何走，走向何方？应当从何处入手？以哪里为突破口？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技和教育。他敏锐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并亲自指挥和领导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教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两个估计”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枷锁仍压得知识分子喘不过气来。邓小平首先选择把推翻“两个估计”作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在当时政治形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1977年8月8日，他以政治家的智慧和胆略，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

    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同年9月，他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尖锐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他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教育战线全面拨乱反正、整顿教育教学秩序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为此后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开辟了先河。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领导下，教育战线打破徘徊局面，开始了全面恢复和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教育教学秩序开始得到治理。

    很快，随着学制的恢复与重建，全国教育迅速摆脱了混乱局面，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全国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中国教育的春天来到了！坚冰初破，思想解放的曙光依稀可见。

    1977年，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情况下，邓小平首先以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作为突破口，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伟大航程。以此为开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导下，国家部署和启动了恢复高考制度工作，并进一步扩大派遣留学生。邓小平决策的教育领域的改革“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决策，历史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和前奏。

    （二）恢复高考——中国改革的先声
 
    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广西昭平县昭平镇上岸村小学一年级贫困生梁丽华同学在语文课上大声朗读。春季学期，得益于国家对西部农村孩子免除“学杂费”和贫困生“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该校的二百八十七名山村孩子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学校教育秩序混乱，学生停课闹革命，全社会没有了学习知识的动力和活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成为当时加快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虽然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招“新生”，但招生对象仅限于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简称“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一做法一直实行到1976年。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时，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教育真正被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77年6月29日，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但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束缚下，会议基本上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夕，邓小平在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的多次谈话中，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时间作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在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