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统计显示，中国留学生考取美国博士的数量最多。郭之纯先生认为：中国不能将“培养博士的重担寄托在美国大学身上”，中国企业只能停留于“打工”层次，“与中国缺乏对大量高端人才的控制有关”。

    在规模、多样性和质量方面，美国博士教育是非常卓越的，其基本模式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借鉴。 所谓的中国高等教育（包括博士生教育）要搭上“美国的便车”，是在形象地讲中国要在规模、多样性和质量等多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学习、借鉴美国模式，从而提速高教改革。

    目前，中国的博士生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无法“自力更生”地为大学造就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型的大学里，无法“自产”出最优秀的教师。因此，搭美国的便车，不是我们屈尊俯就，而是我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是中国高教解困的有效之路。

    而美国的博士教育也在改革。第一，大力协调博士教育与资助者的关系，不仅能得到资助，而且保证资助者允许大学有充分的自主权。第二，要求博士教育更加灵活，塑造毕业生多样化的素质，适应毕业后的就业要求。提升学术和促进就业，两者开始并重。反观我们自己，政府资助博士教育，但赋予大学的自主权还远远不够。博士毕业生目前在就业市场上“傻乎乎”，知识面窄，视野不宽，能力不强，说明我们现在的博士教育模式太单一，只重学术提升，大大忽视了促进就业。所以，中美两国在博士教育改革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搭上先行一步的美国便车，我们能够少走弯路，获得更多的启示。

    如今，部分留学人才不返国，这和中国人文环境存在缺陷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以为高薪就能留住人才，可是，如果职业环境、晋升程序和文化氛围等因素不改革，海归们还是来了又走了。国内人才外流，海外人才不返流，我们更需要关注自身的人文环境，而不要一味地用大道理去简单说教，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控制”人才的自由流动。这已经不仅仅是留学、就业和国籍的选择，是个人的权利，也是现代社会之所以保持长久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菲利普Ｇ．阿特巴赫教授曾经说：“一些国外的学术精英在美国大学接受博士教育，许多人便在美国学术界就业。……这不是（美国）造就精英人才的可靠手段。”可见，美国也不会把国家发展一味寄托在外国留学生身上。人才是流动的，但一个国家的教育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发展同样也不能寄托给某一特定人群（比如海归），关键还是加快建立起健康完善的教育模式，只有制度因素，才是富国强国的真正可靠的手段。